馆藏涉台文物——孔昭慈题“登科”牌匾

作者:郑晓君

发布日期:2014-10-08 16:38:00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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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登科”木匾(局部)

  孔昭慈(1794-1862),字云鹤,山东曲阜人,孔子七十一代孙。道光十三年(1833年)癸巳进士,被选为庶常吉士,散馆改知县,先后在广东饶平、福建莆田、沙县担任知县。咸丰六年(1856年)擢升为台湾府知府,咸丰八年(1858年)奉旨担任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,兼督学政,是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。同治元年(1862年)在戴潮春事件中,因兵败城破而仰药自杀,《清史稿》将其列入《忠义传》。

  厦门市博物馆收藏有一块孔昭慈题的“登科”牌匾。牌匾为矩形横匾,长,宽,厚,木质,红漆。匾心阳刻“登科”两个行楷大字,题头右刻阳文楷书:“钦命福建莆田沙县等处知县台湾知府台湾学政孔昭慈”,钤朱白双印。左边落款阳刻楷书“己未恩科举人黄锋立 咸丰九年孟冬月 谷旦”。由于年代久远,红漆已经褪色,字迹有些模糊,木板也出现了裂缝。这是咸丰九年(1859年)十月,台湾知府、台湾学政孔昭慈为祝贺黄锋在咸丰己未年(1859年)乡试考中恩科举人而题的牌匾。

   “登科”是指登上科举考试之榜,一般指考中进士。而牌匾中的黄锋只是考中了恩科举人,为啥题写的是“登科”牌匾呢?说到这里,我们有必要对清代的科举制度进行一些了解。

  科举的乡、会分试自明代明确规定年份后,若非出现特殊情况(如战乱),一般都严格遵行三年一开科取士的制度程式,只有乡试考中举人,才有资格参加更高级的会试。清代除了沿用这一定式,又立新制——恩科。恩科即加科,是增设的乡、会试,多在遇到皇帝、皇太后寿辰,或新皇帝即位等吉庆之事时,特别增设的科举考试。清代共举行113科乡试,其中恩科乡试22科。这些恩科乡试,按照其举行缘由,主要分为万寿恩科和登极恩科两类。

  万寿一般指皇帝、太上皇、皇太后等的寿辰。为庆祝寿辰而举行的科举,始于康熙五十二年(1713年)。此年正值康熙皇帝六十大寿。李长庚与直隶各省举人、贡、监生员等上书,恭请特开万寿乡、会试,以彰千载一时之盛。上奏很快得到恩准。清代首次万寿恩科就此诞生。乾隆皇帝继承了康熙皇帝开创的万寿恩科例,同时也作了一些的改变。乾隆十七年(1752年),正是乾隆皇帝母亲六十寿辰,皇帝颁布特开乡会恩科。于是万寿恩科由皇帝寿辰拓展到皇太后寿辰。最初无论是皇帝或者皇太后万寿恩科,均以年六十为始,到了乾隆二十五年又改为五十岁。自是,皇帝五十岁,皇太后六十岁始举万寿恩科乡会试。嘉庆、道光沿之。到了咸丰年间,万寿恩科又发生了变化—皇帝由五十寿辰始举恩科改为三十。咸丰九年,皇帝下诏称:咸丰十年为皇帝三十岁,特开恩科,咸丰九年八月举行恩科乡试,咸丰十年三月举行恩科会试。此次万寿恩科乃是清朝最后一科万寿恩科,同治、光绪两朝废举。万寿恩科乡试在取中举人额数方面和正科乡试没有区别,一般依照常科乡试定额取中举人。清朝共举行22科恩科乡试,取中举人占清代总数五分之一。

  立牌匾的黄锋正是考中了咸丰九年八月举行的万寿恩科乡试,所以孔昭慈所题“登科”牌匾,应有两重含义:一是祝贺黄锋考中恩科举人,二是预祝黄锋在来年三月的恩科会试中能考中进士。

  在笔者见过的清代牌匾中,题匾者中经常出现学政和儒学,这两者均是主持考务和学务的官员。通过邀请这些人来题匾,对族人的登科入仕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。

  孔昭慈作为孔子第七十一代孙,家学深厚,道光十三年考中进士,又被选中庶吉士,进入翰林院学习,先后担任广东饶平、福建莆田、沙县知县。孔昭慈为官清廉务实,注重民生。莆田地区民风好斗,孔昭慈在莆田任职时,严令禁止斗殴,对挑起事端者严惩不贷,使当地好斗之风得到遏制。他还积极创办义学,使寒门子弟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。他还在沙县推行粮食种植,改变了当地以前单一的茶叶种植模式,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。他严格控制官府开支,减少官吏的津贴,重视粮食价格的调控,减轻百姓的负担。

  道光二十八年(1848年),孔昭慈到台湾鹿港任职,恰逢凤山县林恭、洪纪起义,知县高鸿飞、王廷幹相继被杀,孔昭慈前往协助镇压,平复事端。因镇压有功,咸丰六年(1856年)擢升为台湾府知府,咸丰八年(1858年)奉旨担任按察使衔分巡台湾兵备道,兼督学政,加封二品。

  当时,台湾盗匪猖獗,孔昭慈任职期间,严厉镇压,成效显著。孔昭慈对盗匪也进行分别对待,对行径恶劣者从严处置,对还存有良知者,从轻发落,让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孔昭慈十分爱惜人才,对于为父报仇的林文察,他认为是有雄才大略之人,不但没有因其杀人而判处死刑,还委以重任,让他戴罪立功,为国效力,终成为一代名将。

  同治元年(1862年),彰化戴潮春起义,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孔昭慈前往镇压,但因外援始终未到,彰化县城随即被攻破,孔昭慈被囚,旋即服药自杀。听闻他的死讯,以前被他收服过的那些盗匪,还为其披麻戴孝,很惭愧地感叹道:“我们辜负了孔大人的期望啊!”孔昭慈去世时年六十八岁,同治皇帝感念其忠义之行,谥刚介,让其后代世袭官职,并在他自尽之处建祠堂悼念。

  孔昭慈虽然有其政治局限性,但他在台任职期间,声望很高,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时台湾地区的发展。上文所提到的立牌匾之人黄锋,应该是孔昭慈的亲友,而非台湾人士。因而这块牌匾也正好印证了当时两岸来往密切,即使到了清朝晚期,清政府仍然不时调任大陆地方官员到台湾就职,也为台湾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提供了实物证据,所以具有重要的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。


  【本文转自:张仲淳、林元平主编《台海遗珍——厦门市博物馆馆藏涉台文物鉴赏》,学林出版社,2014年4月。】

 

 

  编辑:宋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