馆藏涉台文物——“成均耆英”匾额

作者:郑晓君

发布日期:2014-09-30 16:39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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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成均耆英”木匾

  仝卜年(1780—1847年),字子占,号磵南、太平闲人,又称妙复轩,山西平陆县辛店人,嘉庆庚午(1810年)举人,辛未(1811年)进士。他曾担任福建惠安县知县,后因政绩突出,在道光十一年(1831年)被皇帝调到台湾府担任抚民理番海防粮捕通判,驻噶玛兰厅(今台湾宜兰县),道光十五年(1835)升任台湾府南路海防理番同知,二十一年(1841)擢升台湾府知府,二十七年(1847)任分巡台湾兵备道。

 

  厦门市博物馆《闽台民俗展》陈列着一块仝卜年立的牌匾。牌匾为矩形横匾,长,高,厚,木质,红漆金字,牌匾边缘敷贴金箔。匾心阳刻“成均耆英”四字行楷,题头右刻阳文楷书“恭祝大国博黄翁天池三兄大人  荣晋花甲”,左边落款阳刻楷书“赐进士出身 诰授朝议大夫知福建台湾府事加五级纪录十次愚弟仝卜年顿首拜  龙飞道光二十八年岁次戊申冬月吉旦立”,钤朱白双印。这是道光二十八年(1848年)台湾知府仝卜年为祝贺黄天池六十大寿赠送的贺寿匾,赞扬黄天池乃大学之高年硕德者。

  成均,指的是古之大学,泛称官设的最高学府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司乐》:“大司乐掌成均之法,以治建国之学政,而合国之子弟焉。” 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:“三而一有焉,乃进其等,以其序,谓之郊人,远之,於成均,以及取爵於上尊也。” 郑玄注:“ 董仲舒曰:五帝名大学曰成均。” 后世唐高宗曾改国学为成均监。耆,意为年老的,古代六十岁称耆。耆英,特指德高望重的老人。“成均耆英”意思是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。此牌匾是从一位台湾玩家的手中收购来的,但笔者查阅了台湾的相关史料,没有查到黄天池为何许人。根据牌匾所书及来源,推测应是当时台湾高等学府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,恰逢他做六十大寿,当时的台湾知府仝卜年为他送匾贺寿。

  仝卜年在台湾任职期间,十分重视教育。据县志记载,仝卜年去台湾后,“修学校,建城垣,抚流亡,析疑狱”,实行有教无类,尽量让贫苦农家子弟入学受教育。他任驻噶玛兰厅(今台湾宜兰县)时,为了鼓励当地人参加科举,对参加科举的人按等级、人头给予补贴。在他任职期间,噶玛兰厅参加科举的人数剧增,每年考上秀才的人数跃居台湾前列,为当时的台湾培养了不少的人才。同时,他也念念不忘故乡的教育,原来的辛店村小学堂,就是他当年在台湾当道台时捐款兴建的。

    仝卜年对教育的重视,特别是对贫苦子弟也能通过读书参加科举的重视,应该是和他童年的经历分不开的。仝卜年幼年丧父,家庭贫困,以牧牛为生。但他酷爱读书,每次放牛路过学堂时,总是恋恋不舍,久久不肯离去,有时甚至爬到树上偷听老师们讲课。他的好学精神感动了学堂的先生,破例免费收他入学。仝卜年天资聪明,勤奋好学,在老师的辅导下,学业成绩出类拔萃,名列前茅。有一次,州里派了位督学先生来到学堂考察,特地要仝卜年让他对对子。督学说道:“牛皮合鞭鞭打牛。”仝卜年随声答道:“雕毛做箭箭射雕”。督学大惊,一个十几岁的放牛娃能对上这么漂亮的对子,真是不简单!接着他随手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门口说:“白虎当道卧。”卜年从他身旁跳跃而过,随口对道:“青龙满天飞。”对此,督学先生赞赏不已:“天才,天才,此子不可小视也。” 数年后,仝卜年赴京赶考,一举中了进士。

  仝卜年不但重视教育,对民生也十分重视。据台湾有关史料记载,他所到之处“锄奸剔弊,百废俱举”。当时台湾生产很不发达,农民生活穷苦。仝卜年手把手地教当地人民耕犁耙耱,春种秋收,他的夫人也帮助农家妇女纺线织布,使台湾地方生产有了较大发展。仝卜年还注意进行社会道德风尚教育,改革当地的一些陈规陋习,禁绝了带有原始群婚制遗风的愚昧婚姻习俗,免除了过量耗资费时的迎长官铺张场面,积极引导当地群众向文明健康方向发展。同时,他也注意发挥当地优势,把当地群众创造的医药卫生知识带回大陆,互相交流,取长补短,密切了台湾与大陆的关系。仝卜年任内对台颇有治绩,并严管官吏,共有多位知县等官员遭弹劾革职。他在台湾身居要职,却廉洁奉公,从不以权谋私。当时,台湾道府里有人密告仝卜年将在台湾搜刮到的民财运往老家。仝卜年很是气愤,遂叫人往大陆发一百箱“货物”。皇上闻讯后派人前去查办,结果打开箱子,里面全是砖头瓦块之类东西。皇上恍然大悟,更加器重仝卜年。

     1847年,仝卜年积劳成疾,病故台湾。树高千丈,落叶归根。根据他的遗愿,他们夫妇的遗骨运回大陆,安葬在他的启老师墓旁,充分体现了他对恩师的无限崇敬和一往情深。安葬的时候,皇上恩赐了一百头肥猪,派人送至辛店村,沿途送葬群众达十余里。为了纪念仝卜年,台湾当地群众纷纷为他建庙立祠,树碑立传。至今,每逢清明时节,台湾各地的仝爷庙里总是鼓乐阵阵,香烟缭绕,祭奠群众络绎不绝。

  看到这儿,细心的读者可能会产生疑惑,这个仝卜年不是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就去世了吗?怎么道光二十八年(1848年)还送了个贺寿牌匾,是不是牌匾有假?对于这个问题,笔者也有同样的疑问。笔者请教了馆里几位资深的鉴定专家,他们一致认为牌匾的年代没有问题,是清代道光时期的,不存在造假的问题,至于为啥去世的人还能送出牌匾,他们也有疑惑。

  带着这样的疑惑,笔者又查阅了一些资料,于是有了以下两种推测:一是仝卜年并非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去世。因为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,有一些史料上记载的是仝卜年生卒不详,所以也许仝卜年并非一些史料上所记载的卒于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。二是闽台地区做寿有“做九不做的风俗,往往并不在逢“十”之年做寿,而是提前或推迟一年庆祝。因为闽南地区俗信“九”乃凶年,认为“九”是一个坎,很难逾越,必须做生日来化凶。有的地方是49做50大寿,59岁做60大寿,以此类推。漳州一些地区则是逢“一”做“十”,如51岁做50寿,61岁做60寿。台湾人口有八成以上的闽南移民,所以这两种风俗与闽南相同。泉州移民多“逢九做寿”,漳州移民逢“一”祝寿。而且仝卜年在牌匾上落款的官衔是台湾府事,也就是台湾知府,而他在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九月任分巡台湾兵备道,这在牌匾上没有体现。可以解释为他在送牌匾时还没有任台湾兵备道,那么这个牌匾就有可能是在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九月之前送出的,是他为了预祝黄天池六十大寿(道光二十八年,即1848年)提前一年送出的,落款时间还是写的一年后的,提前送祝寿匾,应该也有延年益寿之意。


  【本文转自:张仲淳、林元平主编《台海遗珍——厦门市博物馆馆藏涉台文物鉴赏》,学林出版社,2014年4月。】

 

 

  编辑:宋叶